波兰尼揭示了双重运动模式，这一模式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辩证运动过程相符。现代国家的推动力量不仅来源于市场原则的扩张，还有来自社会的反抗运动。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，才塑造了今天的现代国家。

社会反抗运动，早在18世纪及之前就已在不自觉地进行，目的是抵制市场将社会变成自己纯粹附庸的要求。到了19世纪，这一深层次的运动才真正成形，形成了对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的抵抗。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，社会奋起保护自己——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。

波兰尼认为，在劳动力、土地、货币等要素领域，社会为了保护自己，不断地限制或反抗市场原则的扩张。正是这一双重运动，造就了今天西方的政治与经济状况。

劳动力作为社会反抗的焦点，一旦被视为商品，人的本质和社会自然本性就会被转化为商品。这种过程实际上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，带来了社会的毁灭性影响。土地和货币作为其他两个要素，同样面临着商品化的挑战，它们也引发了社会的反抗。

面对市场原则在劳动力、土地、货币领域的扩张及其带来的后果，社会兴起了种种反抗运动。政府因此建立起各种措施和制度来加以限制。在货币领域，主要是中央银行制度发展起来，将货币的控制权转移到市场之外，将货币政策引入到政治领域之中。而在劳动力、土地两个领域，社会是如何反抗市场原则的扩张的呢？

在劳动力领域，社会通过封建法或新法律重申或保护旧的社会结构，限制劳动力的流动。斯品汉姆兰法令就是一个例子，它通过提供额外津贴，确保工资低于最低收入的穷人能够得到维持家庭生活的最低收入，从而破坏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。尽管斯品汉姆兰法令最终被废除，但工人阶级的兴起及其通过工会、工厂法等新形式的劳动力保护措施，成功限制了劳动力商品化带来的消极后果。

在土地领域，反圈地立法和行政措施限制了土地的商品化进程，保护了佃农、小自耕农和农业劳动者。欧洲大陆的浪漫主义运动和对土地所有者的军队力量的成长，也体现了对土地商品化的反抗。

波兰尼的“双重运动”模式，成功地解释了近代以来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且深入的分析框架。他的观点强调，有时候控制历史前进的速度，有保护社会共同体的积极功能。

（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，本文将收录于作者即将出版的专著《何以转型》）